清宫防治天花对后世的影响

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17世纪下半叶以前一直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健康。据《东华录》记载，清人入关以前，对于天花流行尚无有效的控制措施，只是消极地外出避痘。如太宗天聪元年（1627年）及八年（1634年），因天花流行，只得让诸子外出避痘，并设避痘所。崇德元年（1636年）、二年，又往都尔鼻城一带避痘，并规定若有疾病，在九日以内不准互相看望。

清人入关以后，便开始采取驱逐隔离痘疹患者的措施。如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曾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驱逐。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使其居住”。据俞燮初《癸巳存稿》卷九记载，“国初有查痘章宗，理旗人痘疹及内城人民痘疹迁移之政令”。由此可知，清统治者此时所采取的措施，还全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想的。

16世纪时，南方民间已流行人痘接种术，康熙二十年（1681年），圣祖命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定弼求痘医，得朱纯嘏和陈添祥二人，为皇子皇孙种痘皆愈。此后，圣祖训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行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令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人痘接种术自康熙开始积极推行以来，在国内已日渐风行，并先后流传于俄罗斯、朝鲜、日本及欧洲、非洲许多国家。这是我国人民在防疫学上的伟大贡献。

乾隆时期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种术，另一方面在上层统治者中，积极采取措施实行隔离避免感染。如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赏故喀尔喀扎萨克多罗郡王多尔济扎尔银两，遣官祭奠。谕曰：喀尔喀王多尔济扎尔前称患过痘疾，今来京又患痘疾溘逝。想伊等并不确知曾患痘。冒昧前来，甚属可悯，著行文遍行晓谕蒙古扎萨克等，若有不确知患过痘疾者，著不必来”。乾隆七年（1742年）正月，“定外藩蒙古生身人不必来京例。谕曰：……旧例未曾出痘蒙古人等，俱为准来京。但恐伊等内有似齐巴格扎人，误行来京染疾者，正复不少。朕心深为悯侧。嗣后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俱不必来京……”在补任官职时，未出痘者，暂不得升用。除在官员中注意传染外，清统治者也比较注意染痘军士的调治护理。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传谕陈宏谋及沿途督抚等，“如兵丁中出痘者，俱留于各该处上紧调治。俟其痊愈时，资送来京，交与兵部送回。其现在业经护送前进者，亦即一体留养，毋令力疾行走。如有因疾身故者，亦加恩料理遗骸，令归故土，以副朕体恤士卒至意”。

我国的人痘接种法在17世纪时，不仅风行国内，而且也传入欧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和研究。英国人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于1796年发明的牛痘接种法，于嘉庆十年（1805年）经由葡萄牙商人传入我国，当时广州“十三行”商人郑崇谦等首先设局布种牛痘。不久，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也相继设立牛痘局。以后，牛痘接种法便渐渐地取代了人痘接种法。由于清政府比较重视天花的预防，并积极推行人痘接种和牛痘接种法，使天花传染在清代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并且天花的诊疗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为广大民众带去了福音。

本文选自我社出版的《疫病史鉴》，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暴发，有不少读者再次咨询此书，意欲购买，其中不乏中医药领域的专家。为此我社郑蓉副总编积极联系《中国疫病史鉴》的主要执笔者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前负责人梁峻研究员，经过调研与讨论，我们认为原书再版不如重编，更有针对性。鉴于这种考虑，该书增写了“新冠病毒肺炎”一节以彰显现实意义。同时增加了莱姆病、黑热病、登革热、血吸虫病、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相关内容，以期提供更丰富的疫病资料，并对个别篇目适当修订增删。同时增加“防疫史籍”，提供原始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