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药学史研究之现状

与内外兼修、极具活力的中国医疗史相比，药学史在中国医药史中仍处于边缘化地位，研究也呈不均衡态势。受其影响，汉唐药学史的相关研究也难以匹配其在中国古代药学史乃至医疗史中的重要地位。

根据曾在中国东北生活长达34年的已故日本学者冈西为人（1898—1973）对中国本草历史的分期，汉唐药学史恰处于创始到隆盛期这一阶段。汉唐药学史对中国古代药学史乃至医疗史而言尤为重要。对这段时期的药学史进行梳理，回顾自20世纪以来汉唐药学史的研究历程，总结其中的内在规律，并分析探讨进入21世纪后药学史研究面临的现状与机遇，便成为中国古代药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出土汉唐药物文献的解读

一些文物、文献、医药简等陆续出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不足的局面，为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物质资料支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工作陆续发掘出大批医药文物，医学类文物的大量出土使得医学考古成为可能，而大量的药物或药物相关遗迹相继现世，为开展本草考古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出土的汉唐时期医药文献也不断被辑录出来，其中以西域敦煌文献为多，是丝绸之路医药研究的主要材料。这其中也有不少医学文书，学界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书籍，对其进行辑校、释读，也是敦煌学科技类研究的重要方面。学者们也总结敦煌古医方的研究现状，管窥西域方药的真貌，梳理新疆出土文献研究的成果。

随着古代药方、医药简等出土材料的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们也逐步开始关注隐藏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学者们研究了从日本奈良出土的唐代西州古代药方，认为该药方的出土为唐朝同日本在医学上的交流提供了新的佐证；考察了楼兰遗址出土的“蛇床子散”纸文书残片，释读出中医由中原向西域的传播路径；考证了湖南张家界古人堤出土的一片药方木牍，推测该方为源自西域乌孙王城赤穀的医方。同时，一些学者对《敦煌汉简》与《居延汉简》中的药物制度进行探究，指出西北敦煌、居延边塞屯戍队伍中有一整套药物管理制度；从西北汉简关于“市药”的记载中，发现汉代西北边塞存在前往河西及中原购买药物的活动。

汉唐药学史研究趋向广深

中华医药文化因其兼容并包而博大精深，从古至今都不断地吸收外来知识，也不断地被传播至异域。这方面的研究颇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就有不少专著专门勾勒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如马伯英、高晞、洪中立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王孝先的《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研究》，李经纬的《中外医学交流史》，冯立军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研究》等。

谈起汉唐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人们很容易想到丝绸之路，其对中医药的国际交流、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药物的东西方流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撰文考证汉唐输入我国的外来药物；新中国成立后亦有学者解析汉魏南北朝从国外传来的医药文化，论述我国从西域引入的药物，介绍外来药物在方剂中的应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薛爱华也在其专著中单辟一章来介绍唐朝时中国的外来药物；20世纪80年代，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阿里·玛扎海里也在其专著中介绍了丝绸之路和中国物质文明的西传，其中重点考察了一些药用植物如樟脑、桂皮、姜黄、麝香和大黄的栽培史、用途以及经波斯传向西方的过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也考察了唐代外来药物对当时社会以及中国药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这些前贤的基础上，学者们以药物、药方为物质载体，观察汉唐时期东西方交通、宗教信仰、社会文化和知识体系。

唐代的外来香料特别是乳香、麝香、苏合香是学者们重点考察的对象，他们也从流通史的角度对唐代的西域药物、阿拉伯药材品种、印度长生术与长生药方面进行了考察。一些学者则将视线前移，详细考察了汉唐时期波斯传入中国的药物和于阗地区的对外医药交流。选取一种药物或药方来管窥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形态，渐趋成为学界考察的常态，底也迦、乌贼鱼骨、郁金、附子、含生草、昆布、阿魏等药材也成为学者观察当时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物质载体。

学者们也从药物或药方的角度来探讨宗教医学成就、发展水平及其影响。此外，与药有关的研究还涉及药商、药店、药材市场、道地药材产区、药物管理制度、药物栽培等方面。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们开始利用诗文资料对药物进行研究，并探究药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对药学史研究的深化思考

回顾学术界对汉唐药学史的研究成果，发现其中的薄弱环节，有助于推进药学史的研究工作，实现医疗史的药物转向，进而成为管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结构变化的重要载体。

首先，史料尚存在挖掘和解读的巨大空间。以现有研究来看，目前汉唐药学史研究所利用的史料还多为医书、方书以及本草文献等医药文献。出土文献中，敦煌西域文献因丝绸之路医药研究而使用的较多，简帛史料则较少使用。

其次，研究领域不均衡。虽有总体的研究，但缺乏各朝代灵活的跳跃，时间感模糊；有各朝代的研究，但缺乏前后呼应、相互衔接。

再者，药物的从属地位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许多研究多是由病看药或由医看药，以此来证明医者的诊断水平，药物作为医学附翼的地位没有改观。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结合当前医疗史的研究趋势，谈一些浅显看法。

首先，可以扩展史料来源。可将汉唐药物的史料来源大体分为5方面，即传世史料（正史、方志、墓志铭、画像石、大型类书）、本草文献、简帛史料、敦煌西域文书和域外古典文献，统而考察、分而耙梳，进而对这些文献从流通史、社会生活史、宗教信仰、知识架构等方面详加考辨，从历史源流来研讨药物学理论的发生发展，加深对古代药物文献的解读。

其次，引入史学研究新范式。目前，汉唐药物学史领域的研究多从文献辑录、释读的视角对该时的药物、本草著作进行文献考证，还缺乏多元视域下对汉唐药物、本草文献进行产生、流变等方面的考察。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范式，如从社会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科学史、生态史、心理史以及知识社会史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于包括汉唐药学史在内的中国古代药学史的研究来说，上述范式应是可资借鉴的研究路径。此外，善于采用“底层视角”和注意文化结构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亦可成为药学史讨论文化结构性问题的借鉴。

第三，彰显药物在医疗史研究中的地位。欧美以及中国台湾学者已开始通过药物流通的全球史，来思考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成果及未来可能的发展。国际上史学以药物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多着眼于药物、药方以及用药知识对于既有知识体系的冲击与重塑，这本身就超越了传统意义上贸易史与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为学界研究自然知识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借鉴。

新资料的进一步扩展、新范式的不断引入、药物在医疗史研究中的地位不断彰显，其目的都是在药学史领域寻求内史与外史的均衡态势，最终通过内引外联，实现内外兼修，这无论对于史学还是药学来说，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